【熱點關注】大學生抑郁癥發(fā)病率攀升,我們的心理教育缺失了什么？

  近期，《中國青年報》刊發(fā)《大學生抑郁癥發(fā)病率逐年攀升 大一和大三高發(fā)》一文，引起了輿論場上有關抑郁癥低齡化的討論，也讓大學生抑郁癥問題進入了更多人的視線，為本教研發(fā)現(xiàn)，有31.2萬網民參與了中國青年報微博發(fā)起的“大學生抑郁癥發(fā)病率逐年攀升，你覺得自己有抑郁傾向嗎”的網絡投票：其中，超過半數投票者認為，自己“有輕微的情緒低落，可自我調節(jié)”;而認為自己“有抑郁傾向且情況很嚴重”的投票者達到了8.6萬，占總人數的27.6%;數據顯示：“超過兩萬名網民在微博留言，其中不僅有人提到自己與抑郁癥抗爭的經歷，更多的是表達了對大學生抑郁癥高發(fā)現(xiàn)象的密切關注。”

  雖然大學生抑郁癥發(fā)病率提高了，但很多人并不了解抑郁癥，往往夸大或者忽視抑郁癥的存在。比如，長期情緒低落并不等同于抑郁癥，抑郁癥也不只是一個心理學問題，適度的藥物介入也是必要的。包括網上流行的“標準抑郁癥測試”(Self-Rating Depression Scale, 簡稱SDS)也多用于自我測試與科研調查，并不完全具備診斷意義。一些大學生聽信網上缺乏心理咨詢資質者的“診斷”，將心情煩悶、焦慮當成抑郁癥，陷入了更加糾結的心理陷阱里。這些都屬于“泛抑郁癥”的情況，我們當然要預防抑郁問題，但必須經過嚴格的醫(yī)學診斷與調養(yǎng)。

  抑郁癥患者面對的外界壓力很大，偏見與質疑令他們煩悶，卻又陷入其中，無法掙脫。很多案例都證明，不少深度抑郁癥患者的親友，甚至都不知道他們已經患病，而外界往往從性格、情緒等角度看待抑郁問題，殊不知這只是抑郁癥的表象。具體到大學生身上，抑郁癥的一大特點，就是生活目標感、意義感的缺失，對學業(yè)、生活提不起興趣，甚至在荷爾蒙最旺盛的年紀也不想戀愛，渾渾噩噩地熬日子，陷入嚴重的迷茫狀態(tài)里。

  其實，這樣的心理狀況，并非當代大學生獨有。改革開放初期，著名的“潘曉討論”讓無數年輕人加入“人生的道路，為何越走越窄”的思考與爭鳴中，當時的大學生同樣有人生意義方面的困惑。將近四十年后，在今天看待“潘曉討論”，不少人覺得當時的年輕人“太較真”了，這種嚴肅思考在今天是匱乏的。

  在今天，對多數大學生來說，思考“人生意義”早就失去了理想主義和宏大敘事的意味，卻往往具有更現(xiàn)實的針對性。2016年11月，《中國青年報》曾做過一個專題“尋找人生意義不要落入虛無的陷阱”，話題討論的由頭是一個關于北大學生心理情況調查的結果——“北大四成新生認為活著沒有意義”、“30%北大學生竟然厭學，只因得了空心病”。北大學生被當成一個癥候來分析，自有其典型的意味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這個問題是普遍存在的。雖然這個“人生意義討論”未必是要呼應幾十年前的“潘曉討論”，但這也是對當代大學生人生意義思考的過程，在網絡上引起了一定的影響。

  在上述調查中，心理學者徐凱文提出了“空心病”的概念。徐凱文發(fā)現(xiàn)了不少類似的例子，要說這些年輕人共同的特點，他曾講道：(這)“就像他們告訴我的：徐老師，我不知道我是誰，我不知道我到哪兒去了，我的自我在哪里，我覺得我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，我過去19年、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是為別人在活著，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為什么樣的人。”徐凱文將“空心病”理解為“價值觀缺陷所致心理障礙”，并指出“空心病看起來像是抑郁癥，情緒低落、興趣減退、快感缺乏，如果到精神科醫(yī)院的話，一定會被診療抑郁癥，但是問題是所有的藥物都無效”。

  北大學生作為應試教育考場上的“通關者”，其出色的智力水平和學習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有關人生意義的思考和相關體驗，卻是與狹義的學習和所謂的智商無關的事情。在我們中小學教育，以及大多數家庭教育里，師長將太多精力放在如何幫助孩子“不輸在起跑線”，年輕人從很小的時候就有明確的競爭意識，而那些非功利的閱讀、思考和教育，往往被老師、家長忽略。

  我在中學時曾非?？释麖哪切┕脑捳Z規(guī)訓中逃離出來，而當自己真的去那么做了，反而遭遇的是現(xiàn)實里碰壁，要在之后吃很多年的苦來彌補當年造成的遺憾，可以說是“走了很長的彎路”，但我并不認為應該后悔那些歲月里極其理想主義的狀態(tài)。只是，太多年輕人沒有“止損”和“從頭再來”的成本，“無悔”的前提恐怕是深厚的試錯成本和一些所謂的“運氣”，如今我也不會再重走那些單純到近乎幼稚的老路——對大多數年輕人來說，高考和應試教育是一場輸不起的戰(zhàn)爭，他們只能被安放在實現(xiàn)功利目標的流水線上，而那些更宏大、更浪漫、更理想的人生夢想，則成為不得不擱下的“棄物”。

  想必很多年輕人都有類似的體驗。我的好友曾在《一個北大90后的自白：我不想活在所謂優(yōu)秀的固定標準里》一文中說：“譬如我自己，兒時的志向是做一名畫家，也曾學習繪畫多年，但在高中時代，父母以未來賺不了錢、沒有出路為理由，勒令我學習理科。沒有獨立經濟能力的我選擇了順從。成長中，我們對世界的看法，都會經由某種形式的強權打壓被不斷駁回。就這樣，生活的主體感逐漸消失，這會令人產生錯覺，以為自己做任何事情、持有任何觀點，對自己的生活都沒有實質性的改變。”

  雖然這屬于個人經驗式的描述，但不少年輕人都有類似感受。但是，有關“人生意義”的命題，還應該放在更深邃的思考上加以論述。奧地利心理學家維克多·弗蘭克爾(Viktor Emil Frankl)以畢生精力關注“人生意義”的相關研究，倡導“意義療法”，他曾指出：“動物尋求快樂與征服，卻不懂生存的意義，人的本性在于探求意義。由于探求意義的意愿是人類的主要動機，因此，倘若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這一內在的欲求受到阻礙，就會引起人的心理障礙。啟發(fā)或者去發(fā)現(xiàn)生命的意義，是意義療法的核心?！?/p>

  換言之，尋找“人生意義”是人的本性，而本性若被壓抑，就會造成難以預料的結果。人如何看待自我、如何看待世界，以及如何看待自我與世界的關系，構成了我們生活常識里“人生意義”的根據和來源。只是，這些關系很難以數據的方式量化表達，更多時候依賴我們的經驗式敘述和思考。

  而自中國人發(fā)現(xiàn)了現(xiàn)代性的奧秘后，由此帶來的想象力和焦慮感也就同時存在了。盡管多數年輕人在90年代以來的語境里，很難將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宏大敘事緊密結合，但起碼在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里，后者仍是一個“他者的存在”。一些年輕人寧可選擇以消解意義的方式來尋求個性，也不愿意成為“他者”所影響的產物。

  這種頗為叛逆的思想，若得不到合理的引導，便有可能倒向另一個極端，名校學生的“空心病”或許只是問題之一斑。在80年代之前，至少在90年代全球化和市場經濟大潮全面到來前，作為一種整體概念的青年群體，大概是不缺乏“人生意義”的，“無意義”也是不被主流觀念接納的。在這個話語里，青年被賦予了歷史主體性的角色，很多年輕人自覺地加入這種敘述中，他們構成了歷史演進邏輯里的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，但他們也很容易被各種話語爭奪、利用，不成熟的心態(tài)往往也會讓人走入誤區(qū)，陷入迷茫。

  正因此，缺失人生意義，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，幾乎每代人都會有類似的心理感受，只是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具體表現(xiàn)?！芭藭杂懻摗彪m然早已成為歷史，“潘曉”們在此前和此后，其實都一直存在，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，他們披上了不同的外衣，甚至有時候隱蔽在時代主潮下，讓人誤以為他們及其困惱、迷茫消失了。即便這些焦慮無法解決，外界對大學生的心理狀況多一些關心和同理心，或許也會有所裨益。